第十八讲：乱象丛生的西方治理现状
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不治之症，在治理上有着天然的缺陷。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抑制不住内心冲动，在全球范围内强行推广其治理模式。20多年过去了，无论是“嫁接”西方治理模式的国家，还是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其治理都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一、政党恶斗沦为金钱游戏
美国学者劳伦斯·莱西格在《迷失的共和国》一书中坦言，美国政治所谓的民主已经与民众无关，而成为资本的博弈。这个问题不解决，美国乃至西方是无法取得进步的。
1.政府实为资本左右
欧美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制订过禁止资本参与政治的法令，到如今却早已形同虚设。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更是为竞选捐款彻底开了绿灯。候选人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肆无忌惮地从大财团那里取得捐款，美国的民主政治自此堂而皇之地成为政治分赃和权钱交易的场所。
欧洲同样如此。近年，资本控制的大众传媒、民意测验、私立学校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实现了对欧洲政党办刊物、集会、办政党学校或青年俱乐部等方式的功能替代。欧洲政党的生存之道，就是寻找到雄厚的资本，而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已经彻底成为骗取选票的工具。
2.寒门难出政治精英
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允许任何符合条件的公民参加竞选，从而成为政治精英。但在现实生活中，政治精英大多“非富即贵”，政治家族越来越庞大，《经济学人》杂志将这种现象直接称为“新贵族体制”。
美国现任国会议员535人，半数以上家庭资产超过百万美元，身家过亿的国会议员也不罕见。美国许多政治脱口秀节目将国会称为“富人俱乐部”，确实是实至名归。美国政坛历来有“五大豪门”“十大家族”的说法。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45任总统，超过一半存在亲缘关系。各个联邦、各大城市，已经基本形成家族垄断的格局。
3.竞选变为烧钱比赛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用这句话来形容西方政治可谓一针见血。美国的总统大选是全世界关注的四年一度的闹剧，也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竞相烧钱的游戏。2016年总统大选的烧钱程度更是盛况空前，希拉里刚刚宣布竞选，就已经筹集到超过25亿美元的竞选经费。最终，希拉里和特朗普消耗掉的竞选总费用超过了60亿美元。
据统计，美国收入前1%的家庭对美国总统竞选的参与度达到99%，而这一比例在普通民众中刚过半数。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无论哪位候选人、哪个政党当选，首先考虑的是供其“烧钱”的财团的利益，国家利益、民众利益只不过是其拉选票的宣传口号而已。在克林顿任总统期间，时任财政部长的鲁宾力推政府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理。正是这种对监管的放松，导致华尔街各个财团的胡作非为，最终造成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民主输出导致国际动荡
民主的发展，从来都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的。而西方国家罔顾国情差异，强行植入西方民主模式，唯一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动荡。
1.推民主，不过是强盗逻辑
近年，西亚、北非等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成为西方强推西式民主的主阵地。但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进行调查，绝大多数民众表示他们不了解也不接受西方式的民主。这些地区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种族构成、国家认同与西方国家差距很大，特别在民族和谈、教派协商、部落会议等方面，在实践上有其独特的地方。西方国家通过暴力方式强行推进西式民主的结果，是更加激烈的种族冲突、教派纷争、阶层对抗、政权更迭，最终导致不断增加的难民、不断壮大的恐怖势力。
2.学西方，无异于引火烧身
位于黑海之滨的乌克兰，资源丰富、沃野千里，素有“欧洲粮仓”之称。西方国家对其觊觎已久，在大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基础上，扶植了一大批亲西方的精英分子，这些精英分子曾希望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让乌克兰变成颜色革命的“民主样板”。在苏联解体后的十几年里，两百多个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出，经济上迅速地转向私有制。
3.失自主，再没有生存家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的第三次民主浪潮冲击到哪里，西方势力就进入到哪里。这些国家和地区从此陷入一片混乱，失去了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而可怜的老百姓流离失所，自此失去家园。
难民潮背后的最大推手无疑是美国。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声称要建立一个民主、透明的联合政府。叙利亚与美国不睦已久，“山姆大叔”从暗中支持反对派到明火执仗扔导弹，导致叙利亚内战不止，经济直接倒退40年。从利比亚到突尼斯，从埃及到也门，美国等西方势力均是以民主为借口，大搞金钱攻势，扶植反对势力、颠覆现有政权，操纵民意、引发暴乱，导致各教派、部族间平衡被打破，国土永无宁日，内乱永无休止。
三、贫富差距造就社会鸿沟
据美国布鲁金斯智库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占美国人口0.1%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已经与90%的中低收入者相当。伴随着美国中产阶级的数量与财富持续萎缩，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
1.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西方国家在税收制度上逐渐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累进税制，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立法权、话语权终究是掌握在富人集团的手中，这项制度就慢慢变了味，变成了“劫贫济富”。
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离开政坛就成为大财团的顾问、说客，大财团的利益代言人依靠财力步入政坛，这就是西方政商两界身份互换的“旋转门”。国会、议院俨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富人俱乐部”，想要实现税收政策从“劫贫济富”到“劫富济贫”的逆转，无异于痴人说梦。
2.举步维艰的医保改革
在西方，医疗保障问题往往作为资产阶级政党拉拢选民的诱饵被反复提及，但从来不可能真正得以解决。
以美国两党竞争为例。民主党为了拉拢社会底层的选票，在大选前总是批评共和党的减税政策，许诺当选后要提高雇主税率，扩大医疗保障项目，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但若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入主白宫，富人集团只要通过操纵非政府组织、媒体向其施压，总统的民意支持率就会直线下降，从而立刻放缓改革的脚步。
共和党忽悠选民的主张是用医疗保障的私有化改革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民主党的克林顿任总统期间，试图对两党之间的分歧进行调和。他曾两度签署《社会福利改革法案》，主张大力发展非政府医保项目，敦促美国医保制度朝向私营制、多元化方向发展。但华尔街对此仍不满意，这个法案最终两次被国会否决。
3.似有实无的阶层跨越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逃离不平等》中写道：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的人均GDP就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在2004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兹就提出“两个美国”的说法。他说，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美国，一个是已经实现美国梦的美国，一个是仍然辛苦工作才能维持生存的美国。在富人的美国和穷人的美国之间，有一条深深的鸿沟,对处于社会底层的美国人来说，这条鸿沟几乎是不可能跨越的。
撰稿：新乡学院 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