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源浚流：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在中原的历史印记

疏源浚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在中原的历史印记

李孟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结提炼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原文化在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一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察时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既有历史线性时间的不中断，也包含核心疆域的稳定性和文化基因的延续性。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核心区域。在中原地区考古发现中，史前文明在这里的连续性表现得最为明显，包括距今8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等。距今4000年左右，中原各地陆续进入龙山时代晚期，出现了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等中原城址群。距今3800年左右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已基本可以确定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原地区逐渐形成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在这里产生的王权国家成为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核心与引领者。河南各个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就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直接体现。这些重大考古发现不仅实证了延续不断的中华文明，也承载着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二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中原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是因为其始终坚持革故鼎新、开拓进取。

　　中原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促进了陶器和木质、石质农具的诞生，裴李岗出土的石磨盘棒，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禹首创以疏导之法治水，不仅形成了因势利导、把握规律的科学思维，也推动了数学、测绘、交通等技术的进步。荥阳、巩义等地冶铁遗址的发现，实证了中原地区以生铁为本的钢铁冶炼技术在世界冶金史上的重要地位。南阳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注重整体关联、强调动态平衡的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中原地区的物质创造不胜枚举，文化创新同样具有开拓意义。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其发现有力推翻了“中国笛子西来说”和“七声音阶外来说”。从仰韶文化的刻画符号到安阳殷墟的万千甲骨，中国已知的最早成体系的文字在中原地区形成发展。中原地区是中国诗歌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三分之一的作品涉及中原地区。无数例证充分证明了中原文化对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突出贡献。

　　三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九州共贯、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萌芽于中原地区，体现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

　　中国各区域文化的交流融合在旧石器时代已经开始，距今8000年左右文化交流加速，在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纽带作用下，各区域文化彼此交融联系形成一个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从而成为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起源。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流文化之一，团结和谐、爱国统一始终是其倡导的主题。商周时期，“天下一统”的意识已逐步明确。《诗经·小雅·北山》有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和贯穿中国历史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形成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统合为具有统一性的天人合一、敬天法祖的信仰体系，积淀为诚信仁爱、家国一体的文化情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制度和治理思想，铸就了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精神内核。

　　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体悟到包容赠予的精神内核，孕育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胸怀。

　　中原地区处于南北、东西交通的会合之处，是天下之中、八方辐辏之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信息通畅、交流广泛，进而形成了一种开放包容的胸怀。中国的民族和文化从史前时代起逐步形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龙山文化时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文化兼收并蓄，吸纳周边文化区之精华并加以融合创新，如燕辽文化区的祖先崇拜，甘青文化区的大、小麦驯化种植，长江中游文化区的水稻和有肩石器，江浙文化区的栽培技术与玉礼器，山东文化区的成组陶礼器等。中原地区周围文化区的不断输入，证明了中原文化对其他区域文化具有极强的吸纳与改造能力。

　　在思想观念上，中原文化的发展过程也体现出吐故纳新的胸襟与能力。中华民族讲求“天下一家”，主张协和万邦、天下大同，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结构，促使社会成员形成了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增强了国家内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夏商周到先秦时期华夏民族的肇兴、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代表的民族融合与迁徙、唐代“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文化荟萃、宋辽金元时期的民族杂居交往，海纳百川的文化特质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原地区也因此成为民族融合交流的大舞台。

　　五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中原地区孕育诞生的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深层内核，和平性根植于中原地区的文化土壤之中。

　　河南位于气候适宜的中纬度大河沿岸内陆地区，上古时期就形成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农业生产具有高度依赖自然界的周期性，其中种子选育、土力维持、工具制造、经验传承等，都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作为保障。《尚书·周书·无逸》云：“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耕作艰辛，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需要统治者节用物力、休兵止戈。开展农业生产既需要理解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需要注重人与人的合作关系，长此以往便积淀出追求节俭、稳定内敛、爱好和平的文化基因，形成了合作共生、命运与共的发展方式。

　　农业文明所遵循的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休戚与共的群体观念、天人合一的自然理念与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尚书·虞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体现的正是平衡有度的辩证思想、正心以中的治理之道。《孟子·滕文公上》云：“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在尊重事物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协调实现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这一发展理念也为建设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

　　（作者系省社科院研究生院副研究员）